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范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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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 兵团对新疆地方的建设性改造 过程,也即是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统一。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
三、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
兵团对新疆地方的建设性改造 过程,也即是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统一。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区域社会实现建设性改造。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兵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功能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指示中曾特意强调:“要帮助解决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同上,第94页。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兵团这一治疆主体政治上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关爱。进疆前,毛泽东特意指示进疆部队:“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人民军队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从而赋予了进疆部队以及由进疆部队转化而来的区域主义治疆主体更深的含义和更多的职能。
(一)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的改造树立了典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过程的一开始受到了各种自然、生态与环境等条件限制。首先,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军队驻在全疆各地……要根据气候、土质、水量情形来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第23页。,从而“发展新疆农业生产须兴修水利”*同上,第24页。。另外,生产建设兵团“在开发山区时,要特别注意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封山育林育草,严禁在陡坡开荒和毁林开荒,真正做到土不下山”*同上,第104页。。其次,农牧业科学技术的制约。为此,“请专家讲授农牧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干部指导管理生产的能力,克服保守思想,发挥集体劳动与使用苏联农具的效率,推广优良品种,提高棉麦单位面积产量”*同上,第34页。,就是必要的。最后,劳动力资源的制约。为此,党中央曾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支援边疆。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像柴达木、克拉玛依戈壁滩和新疆大面积垦荒区,至于用什么方法动员人去是另外一回事”*同上,第62页。,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知识青年进疆支援的首要平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和自然条件限制,在“不占用地方土地、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下,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大规模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排盐治碱。许多农师兵团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和沙漠边沿上落地生根,凸显了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拓疆功能,实现了对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的改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新疆地方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和环境保护问题。正如贺龙在听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讲话中所表扬的:“你们来了,沙漠变成了绿洲良田,戈壁滩变成了绿洲良田,盐碱地也变成了绿洲良田,这是不容易的。”*同上,第108页。这使得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自然生态的改造、保护和建设方面,以先进生产的模式而示范于民族地方。并且,在解决劳动力这一关键性问题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有机统一,加速了兵团和地方以及特定区域和内陆社会的人际流动和交往,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呈现多元性、交融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从而为持续进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民族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
(二)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社会的整合奠定了物质基础
兵团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现实需求,在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对此,王震在《方针与任务》中曾指出,“军队从事生产建设,首先一定要扩展农业生产”*同上,第22页。,“为建设工业化的新疆打下有力的基础”*同上,第26页。。王恩茂亦曾指出:“我们部队从参加生产开始,就是实行多种经营的,经营了农业、畜牧业、运输业、建筑业、供销合作事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这是对的。”*同上,第26页。新中国在从事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中,一开始是从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自身生存状况而开展农业建设的。兵团克服了区域间的空间阻隔,即边疆远离内陆、交通运输艰难和商品交换相对滞后的弊端,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困难时期,兵团依然能够保持自身“吃喝不愁”的状态。当然,单纯的农业生产并不能满足兵团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只有把农业和工业建设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兵团生存和发展的长久需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工农联盟”式工业化路子。而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并不是脱离民族区域的地域性而孤立存在的,它在促进兵团同地方的产业协作和民族交往方面显然是互动的。在此,兵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探索促进民族团结、兵地团结、宗教和谐、双语教育、文化引领的途径方式,推动建立公共资源联手服务机制。兵团在民族区域实现的生产过程,为民族区域经济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支援、互动和融合基础,为民族区域的地方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生产示范作用,从而为实现民族区域社会的整合,以及整个新疆社会融入新中国的大家庭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正如第一位全面介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麦克米伦(Donald H. McMillen )在其1981年文章中所言的:兵团“为新疆整合到新中国的进程创造了条件”。*Donald Mac Mille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Corps: A Han Organization in a non-Han Region”,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6, (Jul., 1981), pp.65-96.
文章来源:《区域治理》 网址: http://www.qyzlzz.cn/qikandaodu/2021/0421/16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