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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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城市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 城市区域理论将空间形态和产业布局结合在一起考察,发现城市区域是由传统的城市中心与新的商业中心、内外缘城市与最外
二、城市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
城市区域理论将空间形态和产业布局结合在一起考察,发现城市区域是由传统的城市中心与新的商业中心、内外缘城市与最外缘的城市复合体以及专业的次中心区构成的不断发展的多中心结构,诸多分散于区域内的专业化的服务发挥了对这种多中心结构的支撑作用。在区域内,中心商务区 (CBD)是集中性的关键形式,这种集中性顺着大都市区内构成网格化结构的多个聚集性商业活动的节点扩展;由多个节点编织的网格结构代表了区域概念的重建,网格结构嵌入了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使这些设施促成了从信息通讯业务活动中获得的经济收益的最大化。[11]正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才为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和经济控制活动在多中心节点的集中提供了支持条件,“介乎于积聚的中心性向心力和弥散的非中心化的离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12]才有可能。多中心的网格结构使城市区域能够在合理的空间范围内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和面向生产者的服务网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整体的经济效率。尽管“城市区域创造的不是传统的单一中心城市,而是新的多中心的城市形态”,[13]从经验上看,在全球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城市区域,传统单核城市的中心作用仍然十分明显 (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在这些城市区域,多中心的空间功能形态可以说是一个较之从前相对均衡的中心—外缘结构。城市区域是在“网络”与“等级”交织、融合的过程中,向层次鲜明、分工合理的多中心格局演进。[14]
在产业空间形态构筑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对于经济活动放松规制的政策和私有化过程,对于鼓励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活动在城市区域的聚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合组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取向对于创业主义 (entrepreneurialis m)形成了激励,“它以坚决主张促进经济增长战略、承担风险、革新以及私人部门导向为特征”,主张“市场的便利化和对再分配价值的回绝”。[15]创业主义激发了城市区域的经济活力,新兴产业向主要城市区域集中,富于创造力的年青劳动力人口纷纷流向复兴中的城市中心,形成了所谓“创意阶级”和“创意城市”,为城市区域的竞争性和持久增长奠定了基础。① 比如,2003年,美国的 10个城市区域 (大都市连绵区)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 67.8%;从 2005-2040年的长期发展趋势看,这 10个城市区域在人口、住房、工作岗位等 3个衡量增长的关键指标上的增量,将分别占据全国增量的 70.3%、71.1%、68.8%;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量占全国增量的 76.7%。参见 Robert E.Lang,and Dawn Dhavale,“Beyond Megalopolis:Exploring America's New Megapolitan’Geography”.Metropolitan Institute at Virginia Tech.,:///publications/otherresearch/document-pdfs/,2010年 10月 20日。
由于城市区域经济活力的提升和在全球竞争网络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学呈现出纵横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纵向的分散趋势,即民族国家向地方的分权,提高作为全球竞争主体的城市区域自主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是横向的整合趋势,区域内独立的地方单位之间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协调与合作,以适应区域内经济聚合效应的需要。城市区域理论对地方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决策者和企业家对城市区域经济聚合的重要性作出了政治回应,认为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有助于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消除私人经济的外部性;而创建区域政治体制或过程,促成政策协调,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改进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流动和市场准入的商业成本,能够提高城市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实证研究提供的经验表明,在中央、州 (省)和城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典型者如英国 (伦敦)、加拿大 (多伦多)、日本 (东京)、美国 (纽约)、澳大利亚 (悉尼)、香港等,催生了以全球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区域;而在大量的未形成全球城市的国家和区域,特别是欧洲大陆,比如德国,则形成了互补性很强的都市区域群,多个中心之间相互联系,在空间上分散承担大都市区域的功能。[16]
城市区域理论还关注到社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社会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源自于前文所述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取向、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和区域内协调合作机制的薄弱。城市区域内的产业聚集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人口的进入,这些劳动力分布于不同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分散于区域内的多个城市中心,增强了城市区域在人口、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异质性色彩。区域内外来移民的增加,就业人口在收入方面的差距,住房成本的上升,就业和居住地点的分离,对失业的担心,传统社区的破坏及其居民的抗争,公共服务供给在地理上的差异,“环境不公”(environmental injus-tice)等问题,均属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问题。“区域内部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大,经济的竞争力就越小。”[17]城市区域理论认为,很明显,“城市—区域的竞争性不仅立足于生产,还有赖于生活质量 (社会再生产)和许多城市区域采用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被以‘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表达出来。”[18]社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切中真实的经济发展的政治,即所谓‘公正’的可持续性”。[19]
文章来源:《区域治理》 网址: http://www.qyzlzz.cn/qikandaodu/2021/0715/21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