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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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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内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城市区域竞争力与区域治理的影响,也受到城市区域理论的重视。帕特南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意大利公开精
区域内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城市区域竞争力与区域治理的影响,也受到城市区域理论的重视。帕特南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普遍的互惠产生了大量社会资本,从而支撑了合作”。[20]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像意大利那样,在区域层次拥有丰富发达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但也不意味着城市区域竞争性的培育和治理的达成,只能依赖于发达的社会资本。国家对城市区域的政策支持和区域内部结构与关系的调整与协调,也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21]虽然如此,发达的社会信任关系无疑仍然有助于城市区域的发展。城市区域理论认为,可以从经济社会学或市场的社会结构方面来看待一个空间区域对于生产要素的聚合能力。如果一个区域的社会关系和信任模式能够有利于合作与竞争间的平衡,有利于区域公共物品的生产和长期投资,那么这个区域便能够将其区位的比较优势,转变为全球的竞争优势。
在城市区域理论的视野中,经济区域和政治区域 (独立的地方主体)应该融合为区域政治经济相互促进的关系整体。区域经济是包含了多种活动的复杂系统,这些活动分布于城市网络的节点当中,通过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因而势必对城市区域内分散化的政治地理提出挑战及整合性的需求。分散化的政治地理使得任何单一的地方政府都无法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如果将城市区域视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或者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个事实,那么,协作便是一个定义中的政治挑战。一个区域对这个挑战的成功应对,是决定区域经济未来的关键。”[22]对于大都市区、区域或者城市区域而言,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经济地理的空间范围可以相对模糊,但是政治地理的划分和重新划分 (rescaling)或再区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则应该清晰,它关系到区域治理的成效,并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效率,这是当前城市区域理论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领域。再区域化的政治不再仅仅局限于城市区域内部,事关地方、区域、州和国家等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这些主体都在寻求适应新的政治地理现实,试图从政治地理的重新划分中得到好处。[23]
三、城市区域理论的政策导向
城市区域理论具体的政策主张,首先是建议民族国家政府提高对城市区域总体地位的认识,扩大城市区域独立决策的权限,增强城市区域的经济竞争能力。由于试图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制度框架内实施强化地方和区域经济 (再)发展的政策并未获得成功,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策略,通过国家权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重新配置,在中观层次上围绕城市区域重构国家的地域层次,优先支持在吸引全球投资最具竞争力的部门和地区。城市区域由此成为关键性的制度基点,长期以来国家对政治经济进行规制的首要地位因之发生了动摇。布瑞纳认为,“新的国家制度性组织的等级结构和规制活动成型之后,在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里,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和加强地方经济能力的政策重组,落在了主要城市区域的地理范围之中。”[24]这类自上而下的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张,促成了以全球城市为主导的单核城市区域的成长,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城市区域间平衡发展的争议。在日本,各地方自下而上地影响国家区域政策的趋势正在出现。[25]
其次,在城市区域的应对策略中,萨维奇和福格尔提出,“改变区域边界和大都市城市治理的制度安排,整体上关系到区域的领导能力和发展战略,进而关系到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26]地域重划涉及城市区域地理边界的调整和区域内有关地方主体间政治、行政关系的重构,其目标是为了在区域层次获得更多的管理控制和政策制订的权限。这个思路是在大都市区化过程中区域治理的理性主义的产物,开始并非源自于全球化的压力,但全球化的压力却是促使对区域主义政策进行再思考的推动力。佩尔斯是最早提出这一对策的人之一,他认为,既然区域已经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主要的经济地理单位,就必须在区域层次对经济和治理进行相应的重构。[27]从传统区域主义到新区域主义,地域重划在实践中具有多种形式,从效率、责任和经济发展的标准来看,最具发展前景的措施是灵活的、多中心的地域重划,能够让城市聚积更多资源,打造竞争优势,构筑彼此受益的联盟。[28]但是,英国拉夫堡大学的研究小组对多中心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认为单中心的发展模式 (伦敦)比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 (荷兰的兰斯塔德和德国的鲁尔)更符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9]
文章来源：《区域治理》 网址: http://www.qyzlzz.cn/qikandaodu/2021/0715/2154.html